因为本条中的职务二字内涵如何，不但修订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自始至终未作任何规定，而且其他法律如《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及《公务员法》亦未作任何规定，最后当然只能任由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院行政领导自我把控和裁夺了。

而行政责任的定义，较早时期在是否包括行政管理相对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责任的问题上存有争议。因此，虽然相比A链条，向参与者应责的B链条是有争议的，但若不重视后者，止于现状，也不利于人民参与的深入，不利于监管者政治应责的多样化发展。

（一）事后问责 如果关键领导对食品安全监管重要性缺乏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那么，强有力的应责机制或可促使其感受压力，进而提升其重视程度。代议机关对行政监管机关的工作提出询问和质询，是宪法和法律所设人大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2] 新法实施仅历一年有余，目前尚难以从经验实证的维度评判其效果。因此，行政过程的利益代表模式，相当于部分地拷贝了间接民主制的经典特征，也就让行政机关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有了向人民应责的印象。[19]参见夏长勇：《监察部严肃查处阜阳奶粉事件有关责任人》，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0日第2版。

（三）隐瞒、谎报、缓报食品安全事故。这就使得在食品安全监管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面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领导避责或免责的可能性加大。[16]关于生态学的发展阶段，参见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教育研究》2007年第7期。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四、生态宪法学研究需要应对的三阶问题 当前，在实践与理论双重层面，生态宪法学的研究应采取合作、分化、再统合的思维，以应对三大阶段的不同层次问题。宪法与环境法等部门法学科应有机协同，以实践目标为导向，有效应对并解决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所面临的重点问题。[[xxiv]] 事实上，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物，人们不可能有没有相应义务的权利，也不可能有没有相应权利的义务。

要在实践中更加有效以法律手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就必须在理论上对既有法治体系进行理念更新与新的范畴与制度的确立。吴贤静：《生态人的理论蕴涵及其对环境法的意义》，《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

其一，广义的生态制度，即包含生态政治、政策、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生态制度。环境保护入宪是宪法对于工业社会以来环境问题的阶段性回应，具有历史进步性和重大意义，是宪法生态化的初级阶段。（2）环境保护的根本规范和立法指引源于作为法律体系核心的宪法。然而，人才应该是任何生态主义得以建构的基本逻辑出发点，不可能在人之立场之外存在所谓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同时，宪法实施的外延也会随着生态制度、生态权利的加入而更加丰富。[[xi]]李龙：《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因为，宪法原有的核心价值是人，是对人的尊重和保障，当生态的概念进入宪法以后，能够将生态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进行有机融合，从而高度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条也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xv]]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78. [[xvi]]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斯门德的这一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新成立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纳而成为通说，也成为理解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基础学理。

（3）国家基于生态环境的维护及改善从而享有的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章安邦：《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话语权的提升——第二届 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国际研讨会综述》，《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4期。

[[xv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尊重自然之法定义务。曹明德: 《环境公平和环境权》，《湖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期等。在此以后，体现从公害对策到环境管理法治理念转变的则是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立法基本目的调整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各部门法上生态文明条款的实施属于以宪法为核心的同一法律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在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中，环境法的实施是直接的，属于主要的部分，而宪法意义上的实施主要是为之提供理论和规范依据。有学者指出，实践之学、应用之学是法学的一大特点。

实际上，人类社会既有别于自然界但又紧紧依附于自然界，并在本质上最终走向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这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得到深刻揭示和阐释。这既是新时代丰富内涵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实践基础。

汪劲：《中国环境法治三十年：回顾与反思》，《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13]（3）生态宪法、环境法均期望通过各自功能发挥调整并实现环境保护的生态化，这体现出二者对环境保护的法律预期具有明确性和一致性。

也有学者通过研究环境权的公益性属性，辨别环境权与民法上权 利之间的本质异。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若公民实施的经济、社会等行为是合法、适度的，符合生态宪法和法律的基本机制遵循，就当然有权在与生态有关的法律关系中获得正当的生态权益，且这种权益应属于积极受益权范围。其直接目的是通过协调人、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xxviii]]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其二，作为新兴分支三级学科，生态宪法学可以补足新时代中国法学的学科体系。

[[iii]]如果说理论指导具体实践，那么实践必然推动理论发展。[[xviii]] 其二，生态人的主体不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个体或自然人，而是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国家及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等。

在该条中，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毋庸质疑体现了对宪法第26条更精准的部门法表达。实际上，现代生态法学的发展与前苏联法律科学领域中的生态学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8]如向法外要供给的政治主张，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宪法法律秩序统合之下，这些诉求最终表现为向作为根本法的宪法要动力、要供给。较之于环境概念，生态表现为一种更高层阶的事物认知体系，具有更为综合性、包容性、开放性的蕴含。

[11]详见张文显教授在该会议上的讲话。注释: [1]相关的具体论述，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所谓生态行为的合法性，是指生态行为应遵循且符合明确的法律规范。[2] 相关的具体论述，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52页。

法治理论的实践性特征必须在新时代一以贯之，要更深入研究如何把纸面上的法条文中的法切实变为生活中的法行动中的法等法治实践和运行问题。在此意义上，基本权利可能最初来自部门法，但最终却具有相对于部门法的优越性。

[[xi]]回应上述要求，不管是法学学科整体还是构成法学学科的二级三级学科，均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王树义、周迪：《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治》，《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在其早期的研究中就显示包含了众多学科内容的综合特征并与相关基础学科交叉，物理、化学、生理、气象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被大量借鉴。根据奥·斯·科尔巴索夫的观点可以得知，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社会对生态这一概念的认识深化，促成了生态法概念的诞生。